浙江大学中文系考研，浙江大学中文系考研参考书目
文/刘书祥 来源/何人犹记 2022-05-29
2007年作者在兰州黄河之滨
走上与文学不同的道路
文/刘书祥
在离开母校40周年之际，河大中文系77级毕业40周年纪念征文活动，激发同学们纷纷通过诗歌、散文等形式，回忆自己学习、友情、工作、生活，乃至人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常言道：青春有梦想，老来才有回忆。
近日为了完成征文，坐下来边静心思考，边翻看同学们不同时期的照片和视频。40年前，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而今，白发催老，人无少年。兄弟姐妹们，年少的越花甲，年长的奔耄寿，自己不知不觉也近古稀。回首远望，有苦难、有劳累、有追求，当然，也有愉悦、幸福和收获。
（一）
我出生在距离河北省灵寿县城3华里的南托村。1971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开始被村里派去当了一年国防三线公路建设者（民工），后来被安排在村办企业当会计。村办企业中有一个挂面作坊，做挂面主要由机器操作，最后一道工序包装挂面需人工完成。挂面一斤一封，用收购的旧报纸作为包装封袋。那个年代，特别是在农村，可看的书籍很少，而准备包装挂面的旧报纸，在他人眼里不过是一堆废纸，我却如获至宝，成为我每天业余时间的精神食粮。后来仿效报纸上的一些体裁，试着写一些豆腐块文章，送到县广播站。那时还没有电台、电视台，全县只有一个有线广播站。上级政策精神、县里各项重大活动和事件，都是通过有线广播传送到全县千家万户。记得第一次从挂在家里墙上圆黑纸片样的有线小喇叭听到播放我写的小稿件，十分兴奋和自豪。从此激发了我写作的兴趣，先后多次给县广播站投稿并被采用。
那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大喇叭（来自网络）
1974年4月初的一天，县广播站站长范永林突然找到我。范站长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不太茂密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脸上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腰板笔直，健步如飞。工作干净利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是全县有名的笔杆子。后来成为县广播局局长。当时他既是站长，也是总编辑，播放的稿件都由他事先把关。站长说：“编辑白明燕生小孩休假，想让你顶班几个月。”我听后，十分惊喜，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心中暗想，不能错过这么好的锻炼机会。
跨进县广播站的大门，可以说是我走出农村的起步，后来也成为计算我工龄的起点。在广播站，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站长的期望，一定虚心学习，拼命工作。有时跟站长下乡采访，有时随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下乡采访，有时自己独立下乡采访，回来写成广播稿，交给站长审查，然后送交播音员。从4月至8月，我没有休息过节假日，采访几乎跑遍全县所有公社和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一些大型活动，使我得到很好的锻炼。
1974年8月，白明燕休假期满，我被站长推荐到西托公社当通讯员。作为通讯员，主要负责公社的文字工作，包括撰写公社书记的讲话稿、年终总结、书记向县里的汇报材料，采写通讯报导向报社投递。做通讯报导，还要接受县通讯报导组的业务指导。县报导组有个尹丑货，被各公社通讯员视为榜样。尹丑货个子不高，看上去身材有点干瘪，像娇柔女子一样，弱不禁风，工作却像个拼命三郎。他原来是三圣院公社的通讯员，经常装着稿件，带上干粮，蹬着自行车，在天亮前赶到石家庄日报社。在报社门口一边啃着凉干粮，一边等报社开门。报社编辑送他尊号：“凉山药通讯员”。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报社的编辑，所以他的稿件登报率高。后来他被县报道组录用，成为正式国家干部。我们这些基层通讯员，效仿他的做法，常常脚踩两轮车赶到石家庄日报送稿，通常每一、两个月都能被石家庄日报采登一篇。
除做好文字工作，还要作为包村工作组成员，跟随公社书记下乡蹲点。当时人们将吃商品粮的称为脱产干部，挣工分加补贴的称为“半”脱产干部。半脱产干部到年终公社给村里开证明，由村里按每天10个工分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和工资分配。公社每月发我生活补贴18元，作为下乡包村吃派饭的费用。包村期间，在社员家里吃派饭，一天一户地轮流。吃过晚饭，将事先包好的一天饭费（1斤4两粮票，3毛5分钱）放在人家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和社员拉家常，了解社情民意。每周到公社参加一次集体学习，有时也顺道回家吃饭，每月补贴还有节余。当时用节约的钱买了一个砖头式的收音机，大学期间还在使用。
2012年作者回母校参加毕业30周年聚会
虽然我们的待遇与脱产干部不同，而承担的任务一点不少，比如，当时要求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规定具体的劳动时间，县干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村干部300天。还专门给每人发一个计工本，将下乡参加劳动记录下来。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还是以大队和生产队为单位。粮食、棉花、生猪等，都由国家统购统销，不得自由上市。农村的种植计划以及粮食、棉花等物资的上交指标，都要作为政治任务分配到大队、小队。我虽然出身农民，实际上对农业生产了解很少，不过包村只要把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传达落实就算称职。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包村的“包”字非常形象，各种农作物从种到收，催交公粮、催交税款、计划生育，甚至协调队与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族之间的矛盾，邻里纠纷等等，无所不管，无所不包。记得1977年高考前一天，公社书记还通知我汇报包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回想在公社工作的三年多时间，吃的是社员家派饭，走的是乡间泥土路，钻的是庄稼地，睡的是土坯大炕，每年夏、秋收获季节，为了战胜天灾，“抢秋夺夏”，在田间搭上草棚作为生产指挥部，晚上和村干部睡在里面谈天说地，甚至泄露他们的隐私故事，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参加劳动。虽然每天摸爬滚打，十分辛苦，但和朴实的公社、村干部、社员在一起又说又笑，也是自己人生一段快乐的时光。
（二）
记得1977年10月21日那天，我和村支书检查秋播小麦苗情后回到住处，打开收音机听到中央电台播放恢复高考的新闻。
当时旁边听广播的还有公社党委组织委员，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张秋喜。老张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年过花甲，满头银发，多年的战争生活给他留下不少病痛，身体虚胖，行动不太方便，很少让他下地参加劳动。公社书记负责全公社的工作，还经常外出开会。老张长期替书记驻村坐镇，他经常把包村的住所，当作作战指挥部，像作战司令一样，把不同工作和指标在纸上画出草图，用手指着图纸给工作组成员和村干部下达命令，分配任务。工作组其他成员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长期驻村的主要就是老张和我，还有一位女农业技术员。我和老张长期睡在一个炕上，我平时注意照顾他的起居，这也是公社书记交代给我的一项任务，他对我也十分关心。几年下来，我俩建立起了父子一样的关系和感情。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十分激动，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老张，两人目光对视了几秒钟，他立刻猜透了我的心思。他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但告诉我须征求公社书记的意见。当时心想，如果书记不同意怎么办？后来就偷偷报了名。不敢向书记请假，白天在所包村工作，晚上躲起来看书。
2007年重返母校参加入学30年聚会（左2为作者）
在临近考试的前六天，在老张的撺掇下干脆找个理由请假回家冲刺。这六天时间，躲在家中最里面的屋子，炕作桌子，恶补短板。自己上高中时喜欢数学，当通讯员几年，语文、政治不用看，在极短时间内狂背历史、地理。六天的时间，和衣而坐，睏了打个盹，醒来继续背。每当回忆高考前冲刺的六天，就想起当时陪伴我复习考试的爷爷。
爷爷那年已经74岁，是个每天都面带笑容、乐观豁达、勤劳忠厚的农村老头。1960年我六岁、妹妹1岁半时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后，主要由爷爷奶奶把我们兄妹俩抚养长大，所以和爷爷的感情很深。记得1979年12月学校临近期末考试，接家里电报说爷爷病重，我向班主任杨爱芳老师请假，在场的系办公室张老师不解地问：“你爷爷有病还要回家吗？”当我说出实情，杨老师当场说应该回去。请假回家见了爷爷最后一面。
在高考前冲刺的六天，爷爷披着一件羊皮袄坐在我身边，一直陪了我六天。
1977年12月15日早晨，爷爷还专门叮嘱妹妹一定要给我煮一碗挂面加两个鸡蛋，说吃了挂面鸡蛋一定能考100分。吃过早饭，冒着小雪，登上自行车，赶到县中学参加考试。15日考试语文、政治，16日数学、史地。语文考试，作文是一个记叙文，一个论说文，我选择了记叙文《园丁赞歌——记我尊敬的老师》。除作文外，还有拼音、造句等基础知识，记得拼音有一句出自宋代苏轼《前赤壁赋》当中的 “余音袅袅”，让给“袅”字拼音。自己不认识这个字，看上面有一个鸟，就随意按照鸟字拼了音，还真的蒙对了。政治考试，整天写政治学习发言稿，轻车熟路，得心应手。3个小时的考试时间，一个小时就将应当做的题答完。检查一个小时看还不到交卷时间，就把要求2选1的论述题，全部都答上了内容。历史、地理科目，几天的狂背起了作用，感觉比较容易。最费力的是数学，虽然初中、高中学过，但“文革”期间，学的内容少且不扎实，有一道题没有做完就打了铃。看到好多同学说出当年的高考分数，一直纳闷，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看到，而我高考各科分数，至今也不知道。
在天津各级法院院长庭长培训班上讲课
我们公社参加考试的二百多人，进入初选10人，其中8人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经过体检、政审等环节，最终录取了3人，其他两位，一位被河北机电学院录取，一位上了石家庄地区师范专科学校。记得那天在公社集中学习时接到录取通知书，在场的同事都为我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虽然报名时未征求公社书记的意见，但他看到通知书也露出了笑脸，并给我送上亲热的一拳。
（三）
1978年3月17日，亲戚朋友在家为我举行欢送仪式，而后按照入学通知书的要求，像进城打工仔一样，背着行李到县城托县交通局通讯员安瑞忠帮忙截了一辆拉砖的四轮拖拉机，顺道把我带到正定火车站，坐上开往保定的火车。入学第三天，学校在北院大门口举行了欢迎仪式。新生背着用绳子捆绑得像炸药包似的背包，迈着刚进入校门的步子，校领导和往届同学站在旁边，做出迎接新生的姿势。学校有关部门还进行了现场录像。
1980年与同学登八达岭（左起：刘书祥 侯明古 何振虎 王玉山 范炳刚）
记得入学认识的第一位同学是室友保青。联社老弟说在保定火车站遇见我，并最先认识，这点没有记忆了。只想起提着行李由往届同学引导进入宿舍，首先见到保青，他是第一个进入宿舍，并在右边靠窗户的下铺铺好了被褥。我们宿舍开始六位同学，有宝忠、保青、晓光、炳刚、连会和我，后来调整宿舍，加进志明。宝忠是保定高阳县人，在宿舍习惯拿着小梳子边说话，边梳着油黑的背头，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抬头挺胸，迈着四方步，有一种老学究的派头。一入学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整天抱着古文苦读，做小卡片，甚至背诵字典。在老家有一个教中学的漂亮女友不断到学校与宝忠约会。保青是石家庄市人，原籍河北行唐县，家庭条件在我们宿舍是比较好的，外语水平较高，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学校篮球队队员，也是班里的大帅哥，女生的甜粉，否则怎么会被自傲的外语系高材生抢走呢？晓光是河北永清县人，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在我们宿舍年龄最小，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毛笔字、钢笔字写的不错，绘画也很有功底。在学校期间，专门给我画过一幅仙鹤图，多少年一直在老家的中堂挂着。炳刚是河北黄骅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宿舍里算年龄稍大点的，显得十分成熟、稳重，像老大哥一样，为凝聚室友感情起了重要作用。志明是河北平山人，1977年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工农兵学员，社来社去。毕业后又参加高考来到河大。他曾经在河北林专交了一个廊坊大城的女朋友，因为毕业后分别回到自己老家，两人只好分手。连会是保定新城（现高碑店市）人，老人和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家庭条件较差，后来又得了神经衰弱，最后两年基本没在宿舍居住，据他自己说在省监狱北面的小村和一位老人同住。连会老兄学习很用功，更有一种梁山好汉，仗义勇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气。有一次，他鼻青脸肿的回到学校，一问，原来是他头天晚上去住处路上看到一对男女吵架，他不问青红皂白，直接上去训斥那个男的，结果被人家叫来一帮人揍了一顿。连会还去学校保卫处报了案。后来了解，那对男女是旁边部队的人，两人在搞对象，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2012年重返母校教室（前排左2为作者）
大学期间，南院两个食堂，中文和经济两系一个食堂，外文、哲学、历史三系一个食堂。河大执行的是保定粮食供应比例，70%粗粮，30%细粮，吃馒头算是改善伙食，主要靠玉米面填饱肚子。大多数男生一顿饭两个玉米面饼子，二两玉米面粥，一份水煮白菜。大家围站在食堂里的水泥园桌旁，夏天蹲在食堂门外的大杨树荫凉下。每月发给自己的34斤粮票只能满足半个多月，其余靠放假回家到粮站换粮票贴补。学生多、食堂少，每次排队打饭都是一场激战。学校团委书记舒俊山经常到食堂维持秩序，他在学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讲了为学生食堂编的顺口溜：“吃饭，吃饭，一场激战，浑身是粥，满身是汗。”甚至有人调侃说，学生衣服上的玉米面粥就是河大的校徽。记得大学四年，只有临近毕业时，在食堂吃过一顿饺子。据说这是学校不成文规定，每届学生毕业时，食堂给准备好馅和面，学生分班到食堂去包。近几年，在大学讲课，看到学生食堂饭菜品种丰富多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特色的食品，应有尽有，并且全天开放。有时给学生讲起我们当年上学的伙食，他们觉得像讲笑话一样。
毕业30周年与老同学相聚于母校
大学期间，同学们多年压抑的求知欲望迸发，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唐诗、宋词熟读，把古典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看完。我因古汉语基础知识较差，许多古典文学名著读起来费力，对外国文学也提不起兴趣，倒是喜欢看一些外国侦探小说。一度对英语颇有兴趣，从学校图书馆借出英文读物，中午也不休息，一边学一边抄书，甚至将有的小册子，全书照抄下来。后来觉得普通话还说不好，又不想出国，学什么外国语，从此失去兴趣。回想起来，前两年学习还是比较刻苦的，学校组织实习也未参加，继续留校看书，后两年，基本上是应付考试。
（四）
大学毕业后，兄弟姐妹们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教诲和四年的修炼，不少同学从事了与文学相关的工作，有的成为诗人、作家，有的成为文学评论家，有的成为新闻专家。本人虽然利用业余时间，在远杰老兄的提携和帮助下，也编写和出版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但最终还是走上与文学不同的道路。
在当县广播站编辑、公社通讯员期间，曾多次受命协助县公安局人员办案，从此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但是，“文革”期间，所有法律院校被撤销。1977年恢复高考，报考志愿中没看到法学专业，后来才知道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恢复法学招生。如果当时考试分数再高一些，胆量再大一点，并有高人指点也可能如愿。大学期间，虽然每天听老师灌输中文知识，时常被知识渊博的老师授课吸引，有些课程也饶有兴趣，但是对法律的好奇，始终在脑海回荡，知道系主任黄谭贵是学法律的，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河大不成立法律系。后来得知，我们毕业若干年，正是由黄老师领衔成立的河大法律系。现有不少同行、同事，曾经就读于河大法律系。
在韩国仁川公务员教育院进修期间与该院教师合影
毕业时，自己已婚，老婆在县委党校工作，家中还有老人需照顾，正好班里分配方案有省委党校指标，并且在所有指标中省委党校离家最近，下班就可以骑车回家，没有多加考虑就报了省委党校。报到后开始被安排在人事部门。后来省委党校成立法学部，领导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就调整我到法学部。从此，就狂补法学课程，还先后到一些法学专业高校进修。就这样，终于圆了多年的梦想，走上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从1989年开始先后任法学部副主任、主任。在此期间，省人大委托省委党校牵头编写一本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书，作为全省人大代表的培训教材。我和党校常务副校长杨伯亚担任副主编（省人大主任吕传赞任主编），杨伯亚校长因工作忙，实际上主要是由我设计和编写，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也是我编写的第一部法学方面的教材。该书后来获得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省社科联工作的王海鸥同学还亲自将证书送到我的手中，至今保存。此外还和省人事厅合作编写出版了作为全省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法律教材。
1996年6月，受省委党校指派和几位同事前往南开大学考察选调毕业生。期间，见到天津市委党校分管教学的校长周根会，他是邢台人，上世纪60年代初河北师院毕业。他得知我是法学部主任，就半开玩笑说：“我们也想成立法学部，你调这里来吧。”并说，“这里从河北大学调来不少教师，还有几位知名老教授。”当时觉得只是一句玩笑。半年过后，周根会连续多次打电话，同时承诺从新盖的楼房分配我一套住房，负责帮助联系家属调动和孩子上学等事宜。还有原来和我在一个部门工作、之前调入天津市委党校的时任教育长刘树森，也不断打电话，并劝说到天津对孩子将来升学就业优于河北。（这点后来确实得到印证，女儿考大学那年，河北本科分数线506分，天津434分，相差72分）。于是就答应，并于1997年4月正式调入天津市委党校，开始筹备成立法学部，担任法学部主任。后来又与天津行政学院、天津管理干部学院合并成立法律系，同时兼任法律系主任。
在乌克兰国际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回想这么多年来，由一个文学生过度到法律人，既要成为真正的专业内行，又想得到业内同行的认可，所走过的艰辛之路和吃过的苦，如鱼饮水，自知冷热。自己也曾想考博深造，但终因英语水平太差而放弃或被刷。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些年的工资有相当部分拿出来吃了“脑白金”。不过耐于吃苦，不畏艰难，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家庭的苦难经历，也炼就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性格。辛勤劳作，必有收获。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律人。通过了国家的司法考试，1998年被评为法学教授，2001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2005年被天津市授予优秀法学家，2010年被中宣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授予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先后主持完成10多项国家和省级社会科学课题，公开出版20多部法学专著和教材。一边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一边兼作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还被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检察官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2011年访三亚
作为一名法学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从业者，通过多年的法学教学和参与办案实践，既感受到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也看到中国法治道路的光明前景。2011年，在天津开发区设立的某央企的一名技术人员，提前退休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在某地承包了一项工程，并联系朋友经营的另一家企业进行合作。因企业内部矛盾，有人告发他与亲友相互勾结侵吞国家资金。一封信直接寄给了某高层领导，经过层层审批到企业所在地司法机关，直接把人抓了起来。并且既不审判，也不放人，一关就是一年多。他的朋友找到我，经过与企业所在地司法机关接触和研判案件，觉得不构成犯罪。司法机关的理由，一是上级领导亲自审批，不敢随意放人；二是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在全国法院系统几乎没有审理过。经过我与司法机关多次交涉，解释法律有关该罪名的规定和构成要件，以及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最终无罪释放。10多年前，领导干部审批干预案件司空见惯，所以老百姓遇到纠纷不找法律找领导。而今，国家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准插手司法案件，随意审批案件必须记录在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从这一点作为法律人深感欣慰，更显现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2022年5月26日修改于北京
作者2018年访新西兰
【作者简介】刘书祥，1954年3月出生，河北灵寿人，1982年3月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河北省委党校、天津市委党校从事法学教育，二级教授，律师。2015年退休后，被北京科技大学法律系正式聘用，至今还在发挥余热。
（文稿来源于何人犹记公众号，未做删改，版权归原作者，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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